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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晚年的遁世思想

  孔子的思想既是“历史的”,也是变化着的,他早年和晚年的思想有很大不同。在人们的心目中,孔子始终是自强不息的入世者,是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的殉道者,其实,这既不全面,又不真实,孔子晚年意欲遁世。

  今本《论语》中的“子欲居九夷”、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两章,颇为费解。其原文分别是《子罕篇》第十四章:“子欲居九夷,或曰:‘陋,如之何?’子曰:‘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?’”《公冶长篇》第七章:“子曰:‘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。从我者,其由与?’子路闻之喜。子曰:‘由也好勇过我,无所取材。’”孔子曾说:“君子于其言,无所苟而已矣”(《论语·子路篇》)。可知,这两章所记孔子的话,绝非“戏言”,它明确地透露出孔子“内圣外王”的哲学思想,到了晚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——遁世。而《论语》最初的选辑者不仅深知其意,也必定认同孔子的这个抉择。

  《论语·八佾篇》:“子曰:‘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’。”言夷狄虽有君长,而无礼义;中国虽偶无君,若周、召共和之年,而礼义不废。孔子的这种夷夏之辨思想,已表述得十分明确而清晰。既然如此,孔子何以“欲居九夷”、“乘桴浮于海”呢?

  孔子以迟暮之年返回故土,被鲁国尊为“国老”(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),又有众多弟子出仕鲁国,韩非子称“季氏养孔子之徒,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”(《韩非子集解》第298页)。按理说,孔子足可以此安度晚年,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作出居夷浮海的决定呢?

 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其《论衡·问孔篇》的推测较具代表性,他说:“孔子疾道不行于中国,恚恨失意,故欲之九夷也”(黄晖《论衡校释》第416页)。《说文解字·羊部》也记:“孔子曰:‘道不行,欲之九夷。’”《三国志·薛综传》记薛综上疏:“昔孔子疾时,托乘桴浮海之语,季由斯喜,拒以无所取才”(《三国志》第1253页)。其实,在周游列国期间,孔子对于“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”,所以这种臆测,实无意义。导致孔子决定居夷浮海的真正原因,简言之,是不能容忍鲁国的时政。

  14年前,因鲁国君臣荒废朝政,孔子愤而出国远游,在外历尽艰难困苦,终于在迟暮之年回到父母之邦。然而14年后,鲁国除了定公换成了哀公,执政大夫由季桓子改为季康子,昔日“君不君,臣不臣”、“大夫执国命”的政治态势不但没有改善,反而愈演愈烈,季孙氏不仅视国君为无物,竟敢“八佾舞于庭。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”(《论语·八佾篇》),如此明火执仗地在自家庭院演出天子乐舞,那么,他们还有什么残忍的事情做不出来呢?

  再者,孔子刚刚回到鲁国,国内连年遭受自然灾害,民不聊生,当政者即决意施行“田赋”,赋税额度比原来“丘赋”多一倍。季康子派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,“仲尼曰:‘丘不识也。’三发,卒曰:‘子为国老,待子而行,若之何子之不言也?’仲尼不对,而私于冉有曰:‘君子之行也,度于礼:施取其厚,事举其中,敛从其薄。如是,则以丘(指丘赋)亦足矣。若不度于礼,而贪冒无厌,则虽以天赋,将又不足。且子、季孙若欲行而法,则周公之典在;若欲苟而行,又何访焉?’弗听。”次年初,鲁国即开征“田赋”。(《左传》哀公十一、十二年)

  冉有不但不听从劝诫,反而帮助季孙氏暴敛民财,这使孔子十分愤慨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记:“季氏富于周公,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:‘非吾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,可也!’”《孟子·离娄上》亦记孟子说:“求也为季氏宰,无能改其德,而赋粟倍他日。孔子曰:‘求非我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’”《礼记·大学》征引了鲁国贤大夫孟献子一句十分深刻的话“百乘之家不蓄聚敛之臣,与其有聚敛之臣,宁有盗臣”。“盗臣”即贪官污吏,“聚敛之臣”把国家推向人民的对立面,较之“盗臣”,对于政权的危害性更为严重。

  冉有的政治才干最为优秀,位居孔门四科“政事”之首,在周游列国期间,一直陪侍孔子。哀公三年,鲁国特意召请冉有委以重任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孔子深望他能劝谏当政者施行仁政。孔子也正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才得以返回鲁国。可是,他令孔子大失所望,这迫使孔子决意再度出游。

  在周游列国期间,孔子所游历的诸侯国可分作三类,第一类是姬姓封国:卫、曹、郑、蔡;第二类是先代遗民封国:陈(虞舜遗民封国)、杞(夏遗民封国)、宋(殷遗民封国);第三类是不奉周礼的楚国。而这三类国家都不能任用孔子。

  孔子首先选定的是奉行“夷礼”的楚国,结果失望而归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记载有子说:“昔者夫子失鲁司寇,将之荆(楚国),盖先之以子夏,又申之以冉有”(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第217页)。韩非子也说鲁哀公(应是定公)“怠于政。仲尼谏,不听,去而之楚”(《韩非子集解》第257页)。《孔丛子》卷中《诘墨》亦记:“楚昭王之世,夫子应聘如荆,不用而返,周旋乎陈、宋、齐、卫。”(见程荣《汉魏丛书》第346页下栏。)

  其他们两类封国同样没有孔子的立足之地,《礼记·礼运》记载孔子感叹道:“呜呼哀哉!吾观周道,幽、厉伤之。吾舍鲁何适矣?鲁之郊、禘,非礼也。周公其衰矣!杞之郊也,禹也;宋之郊也,契也。”(见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,第597、598页)先代遗民封国原本就不奉行周礼,周礼在姬姓国同样遭到遗弃。所以,即使孔子不停奔波,仍不免四处碰壁,诚如子路、子贡所言:“夫子逐于鲁,削迹于卫,伐树于宋,穷于陈蔡,杀夫子者无罪,藉夫子者不禁。”(《吕氏春秋》卷14《慎人》)总之,“孔子所传之道,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”(见《朱子文集》卷36《答陈同甫》)。

  孔子已经走投无路,他在《卫操》中写道:“周道衰微,礼乐凌迟。文武既坠,吾将焉归?周游天下,靡邦可依!”而“舍鲁何适”?这是摆在孔子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,既然文明礼仪不能带来“有道”的仁政德治,索性居夷浮海,居住到蛮荒之地。说不定,那里正是“孔颜乐处”。